自从十七大国家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以来，外资大规模承包农用地成为一种现象，甚至很多民营资本也在积极参与。

常见的经营模式是瞄准高端农产品的市场。现在食品安全问题泛滥，追求安全和健康的饮食成为很多成功人士和白领的青睐，不愁没有市场，愁的是没有产品来源。因此，大规模地从农民那里把土地承包权拿过来，引进先进的养殖和耕种技术，为市民提供绿色健康的食品。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看似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产生的经济效益短期还超过了其自己耕种的收益，但长期来看，农民失去了谋生的来源，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若干年后，承包经营合同中的租金已显得微不足道，大量农村人口只能继续涌进大城市打工。而反观这些外商投资者，一旦其圈地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尤其是等到它在高端市场的占有率很高的时候，市场垄断将赋予其定价主导权，谋取到高额利润。虽然笔者并不认为有严重到助推食品涨价、影响国民生计、国家安全的后果，但资本不会投向没有盈利的市场，其谋取高额利润的同时，谁来监管它不要去夺取了其他人（尤其是农民）的利益？

最近媒体比较关注朝日绿源公司的情况，这家成立在山东莱阳的外资企业以“奶牛产出牛粪堆肥，肥施在地里改善土质，产出无公害高价农作物；农作物秸秆成为奶牛的饲料，再产出高品质牛奶“的循环技术，生产高端食品销往北京、上海等地。据介绍，朝日绿源获得流转土地的方式是，吴家疃等5个村的村民将土地出租给村级土地合作社，土地合作社再将土地整体出租给企业，租期20年。每年，农户通过合作社获得租金。据笔者了解，在上海的奉贤、浦东郊外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经营。无法知悉农村合作社是否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贱卖“，如果真是如此，不但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更是一个腐败的滋生地。笔者建议多采取以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形式与外资共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聘用当地农民服务于该企业，以取得政府、农民和外资三方共赢的效果。

前几天看一档财经节目介绍民营资本投资农业领域，总结出两点：前景看好、过程艰难。难在土地和技术的高投入，难在投资回报周期漫长，号称“把富人做成穷人“。因此也有人质疑外资参与这个产业居心不良，甚至是以承包土地之名，搞土地开发、挖矿产等。在监管不到位的土地市场，什么事情不可能呢？据了解，农业部等部门正在制定有关政策和机制，加强对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投资的管理，怕只怕后知后觉的立法来得太晚。

文章链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流转程序不规范，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管理。

自发流转是我市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流转双方大部分是口头协议，讲好价钱交钱后就可以种地，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及履行必要的手续。即使少数有书面合同，也不完善不具体，也没有规范的合同文本。由于双方的责任和权利不明确，经常因拖欠租金等现象而发生纠纷。

此外，土地流转中不尊重农户意愿，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手段，克扣截留农户的流转收益；明里“反租”暗里“倒包”，土地租金的收益分配缺乏透明度等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不少农民也担心土地流转出去后，没有了最低生活“保障”，因而不愿意将承包的土地进行流转或是签订长期流转合同。

2、缺乏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构，土地流转的价值缺乏参照，有失公正、合理。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估价是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前由于缺乏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构，使土地流转的价值缺乏参照，而农民对耕地价格基于知识、能力、信息等方面的原因，心中无数，造成不同地方的土地流转收益差别大，因差价之大，难以形成公平稳定的流转秩序，影响了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

3、土地流转缺少中介服务性机构，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缺少土地流转的平台。

由于土地流转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缺乏一个连接流转双方的中介机构，致使土地供求双方的信息受阻，延缓了土地流转进程。有的村虽然有土地流转服务组织，但也只是几个农民牵头，在实际运转中困难重重。这些组织对流转土地的程序了解不多，对流转供求情况不明，流转双方信息不畅通，造成有的农户有意转出土地却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而需要土地的人又找不到理想的出让者，影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的步伐和进程。

4、土地流转规模经营需要大规模的货币投入，现行的金融体制制约了土地流转对融资的需求。

目前农村信贷限制较多，贷款品种单一，约束了土地流转和多样性经营对金融的现实需求，使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无法进一步扩大。